曾令存;

• 1:嘉应学院文学院

摘要(Abstract)：

在作为知识谱系的"80年代"中,包括当代文学史在内的文学史编写是个能够以小见大的命题,它沉淀了新时期文学界有关"现代化"与艺术审美的想象。历史地看,在影响80年代乃至后来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因素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以"回归五四"为目标的思想哲学根基。其次,是多元共生的新文学话语场态,包括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理论视野中的"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版图重绘;夏志清等人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扬;"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建构及文学研究"向内转"观点的提出;有关"纯文学"观念的构想,等等。此外,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失效,也直接影响到80年代包括当代文学史在内的文学史写作。清理80年代文学史写作知识语境,是为了能够更客观地"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写作。

关键词(KeyWords)： 80年代;文学史写作;新启蒙;新文学话语场态;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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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Foundation): 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特色创新项目《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史为对象》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WTSCX100

作者(Author): 曾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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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拙文原发于《学术研究》2012年第11期，《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全文转载。
• (2)李泽厚：《回首八十年代（二）》，《南都周刊》2006年试刊号。
• (3)周扬1979年在中国社科院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报告中，把肇始于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指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摆脱他们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但有论者认为，更能够体现80年代“特质”的却是从1983-198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后期之间的“高潮性文化段落”，包括：知识界的“历史反思运动”、“文化热”；文学领域从“反思文学”向“寻根文学”的转移，“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和“现代主义诗群大展”及号称“pass北岛”的新生代诗群的出现；以及其他艺术领域内的诸如“第五代电影”、85美术新潮与现代主义建筑风潮等。这次的文化热潮在当时即被认为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与此同时，文化热潮中对“西方”文化资源的输入，“以16-19世纪欧洲启蒙话语作为基调的‘主体论’，则延续了70年代后期80年代前期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纳入的人道主义话语，从而形成了一种与阶级论相对的关于‘人性’、‘主体’现代性话语”。如此种种，都给人感觉“五四”式启蒙话语在全面“复归”。文化热潮中这一新启蒙话语，后来被人们用来指称新时期---80年代的特质。（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7页。）不过李泽厚并不太赞同8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说法。三十年后，他在回首80年代的访谈中曾这样说道：“……那时中国的问题已不是启蒙的问题，而是要把思想、启蒙进入制度层面、化解为制度的问题。”（李泽厚：《回首八十年代（二）》，《南都周刊》2006年试刊号。）考虑到学界相对普遍的认知与接受状况，本文还是用“新启蒙”这一概念来描述80年代。
• (4)张伟栋：《李泽厚与现代文学史的“重写”》，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 (5)语出徐友渔。转引自张伟栋《李泽厚与现代文学史的“重写”》，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 (6)(8)(9)《李泽厚：我与八十年代》，载2008年12月11日《经济观察报》。
• (7)(12)(13)(14)(15)(16)(22)(25)(26)(27)(28)(2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第33页；第35页；第36页；第42页；第47页；第47页；第253页；第255页；第261页；第262页。
• (10)(11)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转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第12页。以下索引本文内容，如无特别说明，均转引自此版本。
• (17)(20)(21)(23)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第337页；第338页；第338页。
• (18)“西体中用”是李泽厚1985年提出并不断完善的一个思想理论体系，比较重要的论述可参考：《“西体中用”简释》（《中国文化报》1986年7月9日）《漫说“西体中用”》（1987），《再说“西体中用”》（1995），以及近二十年来的一些对话、访谈文章。
• (19)李泽厚：《儒学四期与转换性创造》，载2005年12月12日《经济观察报》。转引《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2015年出版，第228页。
• (24)李泽厚：《再说“西体中用”》，《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 (30)李泽厚访谈：《我与八十年代》，原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12月11日。“国内学人开始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的代表性著述有：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书屋》2002年第5期；旷新年《寻找“当代文学”》，《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的“五四”---我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兼谈其“当下性”的问题》，《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杨庆祥《“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张伟栋《李泽厚与现代文学史的“重写”》，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等。这些著述的“谈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反思。
• (31)本图表根据旷新年收录于《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的《寻找“当代文学”》与“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两章内容整理。
• (32)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 (33)参阅拙作：《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作为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资源》，《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7年第12期全文转载。
• (34)《中国现代小说史》直至2005年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绍铭等译的中文简体字版。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直至现在仍未有其大陆版本。
• (35)(3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铭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第261页。
• (37)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页。
• (38)对于夏志清与司马长风这种疏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念，当年捷克斯洛伐克东方学学者普实克（1906-1980）、80年代以后的不少大陆有些研究者均提出质疑。如普实克认为由于夏氏“不去努力克服自己的个人倾向性和偏见，反而利用科学工作之机放纵这种褊狭”，导致作者对左翼作家“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评价”。具体可参考拙文《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作为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资源》。
• (39)李杨：《文学史写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 (40)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 (41)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149页。
• (42)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43)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文汇报》1985年《文艺百家》第27期，转引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江西大学科学研究处编（1986，内部学习资料）：《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第5页。
• (44)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连载于《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
• (45)语出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一分册“引言”。转引自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
• (46)有关争议可参考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江西大学科学研究处编（1986，内部学习资料）的《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
• (47)(50)陶东风、和磊著：《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2页；第401-402页。
• (48)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载1986年10月16日《文艺报》。
• (49)鲁枢元：《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中州学刊》1995年第5期。
• (51)曾镇南：《为什么说“向内转”是贬弃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载1991年3月23日《文艺报》。
• (52)(56)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60年》（卷四），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3页；第400页。
• (53)(55)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 (54)洪子诚：《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文学纯文学研究》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 (57)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 (58)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把文学还给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59)由北京师范大学等十院校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下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1980年12月和1981年7月出版。
• (60)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事件有：1977年12月，文艺界以《人民文学》编辑部名义召开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是文革后中国作家的第一次汇合；1978年5月，中国文联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揭批文艺极左路线，研究如何促进创作繁荣；1979年10月30日-11月16日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入另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61)北京师范大学等十院校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 (62)(63)(64)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著：《中国现当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第155页；第155页。
• (6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 (66)《公开的情书》初稿完成于1972年，1979年经作者靳凡修改后发表于《十月》1981年第1期；《晚霞消失的时候》初刊于《十月》1981年第1期；《波动》写于1974年，1976年6月和1979年4月两次修改，先后刊于《今天》（1979）和《长江》（1981）。由于各种原因，这三部小说是不是“手抄本小说”，用什么概念、术语来描述（除了“手抄本小说”一说，还有“潜在写作”“‘地下’文学”“隐在的文学”“‘非主流’文学”“异端的文学”等），这些作品的写作、传播与修改、发表情况的争议、辨析与订正情况，直至现在仍处于未完成的考订状态，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并不少，本文在此不再作展开。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文学史家，甚至同一文学史家不同版本的当代文学史对这类文学现象的处理方式并不一样。以洪子诚为例，与1999年的初版本不同，2007年的修订版对这三部小说的处理，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考察时期的变化，即不再把它们置放在“50-70年代文学”，而调整到“80-90年代文学”的范畴；二是关于这些作品“思想和精神价值”的内容的表述，修订版补充、突出了它们对80年代社会思潮和文学创作涉及的“存在主义”和“‘新启蒙’的精英意识”的命题。这种处理显得更完善，但并不能替代初版本体现出来的文学史意识。这正是本文关注的。对新时期初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事实，用什么概念术语来描述并不是关键，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对它们的评述模式。文学史的写作总是在不断完善。对文学史编写历史的研究，应该关注的是这种完善的积渐过程，而不是最后完善的结果。
• (6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这些“广泛涉及的命题”，除了作者在后来（2007年）的修订版中举列了“存在主义”和“‘新启蒙’的精英意识”（第262页）等，从这些年“重返八十年代”的成果看，这些“命题”还可以包括诸如精神信仰与救赎、人性与人道主义、“现代性”思想与“现代派”艺术等。
• (68)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以〈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为讨论对象》。《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