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业指画选

门

<正>挥之不散的小孩,像一群开轰炸机的苍蝇.那些来来往往、打满问号的眼神,探得我心虚.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加了这道门.门在这个“开放”的热带雨林,却显得十分突兀而不合时宜.然而我委实无法适应自己的角色由学者变成腥鱼、白罗卜、淡菜等等,那些专门招惹苍蝇的腥食.从我把大批的书籍卸下开始,上架、堆叠资料,那些好奇得喷火的眼睛和咕哝,令我全身像爬满蚂蚁.甚至连喝口水、上个厕所、打个再平常不过的喷嚏,他们都像观赏一个外星人般窃窃私语.门还给我充分的隐私权和平衡的心理状态.大门一关,我在不受干扰的状况下,开始着手进行论文资料的整理和撰写.研究范围锁定“伊答”的华人历史.这个被友族称为伊答的小村落最大的特色,是早年华人卖猪仔到南洋.和“土蕃女”结合而留下的多元文化.我选择“伊答”成为毕业论文的对象,出发点再单纯不过——它在祖母口述的历史里,已经建构起鲜活的历史,我要做的,不过是把它落实成文字,在理性中调入一些温暖的感性回忆做调味料,软

身边的雾

<正>打开房子的大门,她看见远山被笼罩在薄雾中.在阳光下的山是青葱翠绿的,充满生机的活泼灿烂,在薄雾里的山却多了一层茫茫的白,她看着,感觉那是另一种朦胧的幽雅秀丽.她在树荫下的椅子上坐着,裙子马上被露水沾湿了,可是她一点也不在乎,就算是弄脏了的话,最多再买一件新的,她不再像以前一样,想买一条新裙子得捱三个月的工作.空气里虽然有冷冷的湿意,却清新得让人忍不住要深深的呼吸,这个时间在山下,众人忙着赶路上班,汽车的废气充塞在路上,每个人都躲在车里,开足冷气,没有人敢开车窗,谁都不想把自己置身于乌烟瘴气的环境里.而像她一般身份的小职员,没有自用车,只好在路上吸着团团黑烟,费劲地挤着公车.工作,赶路,是任何人都不能逃开的恶梦.她曾经悲叹过,尝试寻找远离这种烦忙日子的路,却总觅

无题咏叹调(外一首)

<正>告别了那片熟悉的桃花林沿着坚硬的目光驶向另一个港弯我们厮守许久的千年古道海螺又一次次激扬起召唤我们听见过什么 我们闻到一阵酒香来自遥远的风 穿越灵魂的净地我们才发现自己失落了一把钥匙梦想的利剑削出岁月的斑痕黄金的光芒刺得我们头晕目眩经历另一片没有遮拦的海水和荒原我们感觉精疲力乏 寸步维艰纹路褪色出一道道苍老的记忆

感言

<正>《新加坡文艺》正进入创刊后的第二十个年头.对一个古老的国家来说,二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新加坡有史以来的刊物来说,却没有几份刊物能象《新加坡文艺》这样,能够屹立得这么长久,特别是纯文艺性的刊物.因此我们实在应该为坚持在文艺岗位上付出努力的《新加坡文艺》编者表示敬意.然而我对这份刊物,感触万端.回想在发起编辑这份刊物时,过去的那股雄心仿佛又在心底涌现.1976年1月,一份备受新加坡写作界关注的《新加坡文艺》季刊在当时教育出版社经理何家良先生的支持下,发刊问世.何先生在发刊词中表示:“《新加坡文艺》的面世,标志着新加坡文艺的另一里程碑;《新加坡文艺》的诞生,也掀开了新加坡文艺新的一页.“文艺写作者、文艺爱好者、教师和学生都会为这份新刊物的出版而欢呼和鼓舞.今后,新加坡将会有一份真正代表新加坡文艺水平的刊物.长期以来,文艺写作者苦于没有一个真正能让他们耕耘的园

甄供杂文论

<正>不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还是在当下的大陆文坛,从事杂文创作都不是一种轻松惬意的行当.一代文学大师鲁迅当年因了他的杂文而受到的身前身后的攻讦漫骂,当今中国大陆那些有名无名的杂文家所时时发出的“杂文难写”的概叹,无一不证明了杂文这玩艺切不可轻易沾染上身.甄供熟读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鲁迅杂文更有着较深的研修,按理说,他不会不知道在同样深受着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马华社会中操持杂文创作所要面临的是非艰难的程度,并不亚于他的华文故土.而事实上,他在写作杂文的过程中,也已确确实实曾因此而碰到过一些不大不小的纠缠不休的麻烦,但尽管如此,他却依然执着如斯.从5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90年代,一写就写了40年,至今出版了《里程集》(1974)、《春泥集》(1978)、《麒麟集》(1985)》《叶的事业》(1986)、《蒜苔集》(1989)、《潮汐投影》(1991)等6部杂文集(1).象他这样几十年矢志不渝地坚持杂文创作并有如此不俗成绩者,在马华文坛中似乎还不多见.甄供属于那种有着典型的入世思想的作家.中国传统文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和古代先贤“文以载道”的遗训,共同奠定了他的“文须有益于天下”(2)的文学宗旨.他不屑于写那些“风花雪月、肚脐内外的琐屑”,或是“潜心于文字的雕琢,发抒一些

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文化关怀的一个程式——从融融的创作说开去

<正>严格说来,文化关怀是东方世界20世纪以来的一种独有的文学现象.一方面,虽然在政治上它可以被分成多个部分,但从文化的角度讲,它是一个有着同一的基底结构的整体:终极追求都是非个体主义的,即,最高价值不是逻辑起点的人,而是现实终端的群体生活.另一方面,本世纪以来,人开始觉醒,开始于努力把自己从群体主义伦理关系的障蔽之下拯救出来,以便重新梳理自己关于自己的理想;与此同时,它借用了许多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发展的概念如“个性”、“自我”、“个人”、“民主”、“人权”、“女性”等等.这一切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一个最敏感的文化部门——呈现出独特性来.在西方近现代史上,文学所关怀的,就总体而言,是文学之外的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等这些终极意义上的追求;这主要因于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特征.比较之下,东方文化——主要指中国文化——的群体主义特征则无时无刻不扼杀着人们的人道主义理想,使人无法自由地思考从而追索其自身的含义.这便把解除文化束缚的任务自然而然地推给了文学创作;中国“五四”以来的全部文学创作可以被看成是

论蓉子的创作

<正>崛起于70年代初的蓉子,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那娓娓动人的叙说,那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那含蓄隽永的人生哲理,那流荡于字里行间的脉脉情思,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蓉子开始写作的年代,正是新加坡从殖民地经济走向蓬勃发展的现代工商经济的转型期.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社会的发展.华人社会中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支柱的旧家族制度,正逐步让位于更具平等色彩的现代小家庭制度.社会上女性地位的攀升,女权主义的抬头,标志着几千年来传统的男权中心地位的衰落.蓉子长期在旧家庭中生活(先是养女,后是媳妇),使她对旧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弊病了解十分深刻,因此她的作品便在揭露旧家族制度的弊端和弘扬女性观念方面独树一帜.蓉子的作品,由于崇尚女性自主意识和男女平等的理念,使她成了新加坡突出的女性主义代表作家.蓉子原名李赛蓉,1949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金石乡.由于家贫,也由于祖辈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作怪,在她8岁时,由祖母做主,送给她姨母当养女,并随养父母移居马来亚柔佛州的一个偏僻小镇.养

知识与智慧之书

<正>认识曾敏之先生多年,一向饮佩其文史知识丰富,兼工诗文.近得曾老的文集《春华集》、《温故知新》,重读了曾老的一些小品,也可以说温故而知新.曾老治学,从新文学进入古典文学,兼及史学,他又是阅历甚丰的报人,我读其文章,爱其辞笔雅健,而意理深刻.书中有他对时代社会的评论,有他多年累积的人生智慧.曾老喜欢旅游.《谈游历》一文先述古今中外一些旅游的情事,然后说旅游对他个人的好处,对他个人的意义:要体验“路漫漫其修远兮”,要领略“泛若不系之舟”的意境,要印证“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哲理,非出游就难于取得,所以“行万里路”是很有必要的.上面他引述的诗文,呈现了人生不同的情态,而都与“行”有关.近年流行“深度旅游”一词.曾老之游,诚然是有文化深度的游历.去年曾老游山东,所到之处,都有题咏.曾老对“人生这本书”,翻读到哪里,都写下批语,其随笔杂感,就像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写在人生边上”.他谈好名、论知足、谈逆境,却真是写到人的心里.

最具香港特色的文学

<正>“后现代主义”一词,近十年来在中华文化界颇为流行.我并不欣赏这个词语,因为觉得它有语病:明明说的是现在,现代的事物,却要用“后”现代这样的字眼.不过,既然它已在高人雅士间“约定俗成”了.也就由得它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詹明信(Fredrie Jameson)认为,我们这个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文化,是无深度的、断片的、异质多元的,而且与商业挂钩,而且领风骚的日子短暂;此外,所谓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线也模糊了.詹明信说的主要是西方社会的现象.这个形容,我认为用于香港的文学——特别是报纸的专栏文学——也很恰当.香港的专栏杂文,“轻、薄、短、小”,大的问题很难说得透彻.有深度的内容,当然是有的,而且很多;然而,限于字数、限于专栏这种短小的形式,它的确往往予人浮浅的感觉.(这也许可说是麦克鲁汉“媒体就是讯息”论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一个注脚.)作者写专栏,把所思所感的,化整为零,逐日写出.专栏作家不说“写几篇文章”,而说“写

香港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正>将香港视为文学沙漠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但将文学评论看作香港文学薄弱环节的,还大有人在.原因有二:一是香港本地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的人,比较起从事创作的要少得多;二是过去出版的、由港人执笔的有关香港文学的著作,有份量者为数有限.最近读到东瑞著《我看香港文学》一书,不禁欣喜.这本厚达360多页的著作,可以说,是对香港文学研究的一大贡献.我与东瑞交往多年.这位中年著名作家,早年生活于印度尼西亚,60年代就读于泉州华侨大学,后定居香港.自70年代从事创作起,他至今已在海内外各地出版了大约七十种著作,其中主要是小说、散文作品.评论著作仅有两本,即《鲁迅<故事新编>浅释》、《老舍小说》.《我看香港文学》属第三本评论著作.该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香港文学的综论.第二部分,是有关香港作家、作品的研究.第三部分,是他为香港作家的著作所作的序跋.我以为,这是一部不务浮华、扎扎实实的论著,正如作者的为人一样.由于作者长期生活于香港,并且在香港文坛耕耘不辍,所以,他对自己的论评对象

汉堡一角:中国的天,中国的地

<正>1992年3月,我开始在一家德国人经营的大型地毯商场EICHTAL工作,任职美术装璜.上班前一年,我曾应邀在这家公司的画廊举办过画展.顶著万头钻动的失业潮流,我十分珍惜这份难得的工作.当初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汉堡这家著名的公司会雇用一个中国人来做装璜.上班前一周,去公司面谈职务时,我还在不着边际地思索着,如何作一些跟得上西方艺术潮流的装璜.然而,事情的发展全非我所想像.上班第一天,见过主管人员.左转弯、右转弯,步入商场大厅;穿过后厅到前厅,抬头举目的一瞬间,我就被眼前的意想不到景象惊呆了:几位身高体大的德国木工,挥动着有力的臂膀,攀着木梯,正在全神贯注地安装一个木雕建筑.这木雕建筑竟然是中国式的宫庭门楼!大红柱子盘金龙,大绿木刻琉璃瓦,崭新油亮,五彩生辉.它们同我一样,远渡重洋,来自遥远的黄土地.如今它们被细致小心地操纵在欧洲人厚实的大手中,耀武扬威地占据了这个西方世界的一席地盘.犹如他乡遇到知己,我这个孤伶伶

山中一日

<正>这件事说了好久好久了,总是给人失望了又失望,想想实在是过意不去.周末的下午,外子说:“明天我们回乡看看如何?”我皱着眉,被他讲的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我们有什么乡好回?“回去伯阿宗的乡村罗,不是和他约了好多次都去不成吗?明天星期天刚好有空,上山去看看也不错.”“好啊!”我高兴起来,今年的解禁节本来讲好了要去我们这个老工人的家拜年,却因为旅行回来太累而去不成,害他准备了很多食物,却空等了一场.把这位在我们公司工作了好多年的老工人叫来,告诉他我们的计划,他高兴的连嘴都合不拢,“是真的吗?”他还不大相信.星期天一早,准备了很多吃的喝的东西,把一家大小都带去.高高兴兴地出发了,出了高速公路,进到雨城茂物的偏郊,拐进一条小小的叉路,沿着路就一直上山了;伯阿宗,他的乡村在SALAK山的半山腰.一路上,好多村民都好奇地瞪着我们.大概在奇怪是何方神圣跑到这偏僻的乡村来.

防止歪风污染三地诗坛

最近一段时间,不断有海内外报刊刊出一些报道或杂文,指称大陆学者在评论台港及海外作家的时候,曾接受被评论对象的好处.由于涉及面颇广,于是引发了一些笔墨官司.这里转载的几篇文章,是最新发生的一起.本刊每期辟有“争鸣篇”一栏,意在让读者了解学术界动态,但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因此只是转载双方观点,而不妄加论断.

梁锡华致《香港作家报》的信

<正>偶然得阅贵报本年六月一日第六版汉闻先生的文章《大陆研究港台文学再管窥》.我很同意他所说纠正不良倾向的话,不过,在纠正的过程中,实事求是非常重要,而发言也好,下笔为文也好,都应该避免谩骂和旧日文革式的攻击,那才能以理服人而互相得益且并肩共勉前进,为文学事业努力.汉闻先生提出“正确研究”一词,这个标准听来当然很好,但何为“正确”,恐怕必有争论.尺度不同,研究的结论也会各异.张三拿甲主义作准,李四持乙主义为凭,血战一场以至苦战连连,大概也是各说各话了.不同意见不要紧,但存心吹捧别人或整死对方都属不良倾向.这一点,相信有心人都会同意.存心如何很难看得一清二楚,最后也许只能诉诸当事人的良知了.有一件相关的事想提出,因为风闻(盼望所闻有误)有人说,我在岭南学院任职期间要求内地到港的学者以梁锡华为研究对象.这绝非事实!为了澄清误会,且占贵报一点篇幅说明真相.岭南学院的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是本人任职教务长期间向外国筹款开办的,目的是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而以香港文学为重点.其中有邀请内地学者到港做研究的项目,基本上供旅费及生活费,时间是

王一桃致《华夏诗报》的信

<正>九十九期报纸收到.其中头版有一则“省港澳作家联谊会活动严批不良现象防止歪风污染”报道特别引人注目.我没参加这次联谊活动,也没想到这次活动会开成类似“革命大批判”的大会,问了几位与会的香港作家,都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了热门话题”等都是夸大其词,目的是将联谊、交流、促进的主旨冲淡,这就不能不令人引以为憾了.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篇报道还有段尾巴,现抄录如下:“据会后揭露,内地有个别诗评家,竟以二、三万元的价格,为香港作家写‘赏析’,为之吹捧树碑……这些丑闻,曾在香港四处传扬.有人认为,这事值得一议.不能让此歪风污染省港澳诗坛.”又是“革命大批判”的语言:“揭露”、“丑闻”、“歪风”……什么事值得如此大张旗鼓去揭露、批判呢?原来是一个诗评家为香港作家写“赏析”,“为之吹棒树碑”.虽然还处于斗争的第一个阶段即不点名的批判,但明眼人一看即知,诗评家乃古远清,香港

第4届《花踪》文学奖 世界华文小说奖征文方法

<正>宗旨开拓国际视野,提升文学风气,传承文化薪火.奖项及奖金首奖一名:奖金美金一万元及艺术家陈瑞献《花踪》铜雕一座.佳作三名:每名奖金美金三千元及艺术家陈瑞献《花踪》锡雕一座.应征条件一、字数以八千至一万五千字为准.二、凡海内外的华文作者,不分地区和年龄,都是征稿的对象,惟文学奖工委会及《星洲日报》、《明报》文艺版编辑不得参加.三、应征作品必须未在海内外任何媒体(包括报章、杂志、书刊、网路)中发表或印刷过的.四、每人限应征一篇.严禁抄袭或一稿两投,如经发觉,当予公布并追回奖金.收件、截止、揭晓及赠奖一、收件:即日开始.二、截稿: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五日,以邮戳为凭,逾期概不受理.三、揭晓及赠奖:一九九七年年底前,详细日期及地点另行刊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