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新诗，写新诗的代有其人，新诗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对象；旧体诗不被多数修史者“待见”，但写旧体诗的也是代有其人，有复兴的迹象，因而要求旧体诗也进入“五四”以来的文学史。本文认为旧体诗和新诗各有长短利弊，各有读者、知音，“旧”与“新”应该并存。新诗有过度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而写得晦涩诡异的，这应该避免，应该“拨乱反正”，应该参考古典诗学，让“新”中有“旧”。旧体诗讲究诗藻，一般用词典雅，以致让读者看不到当今时代社会的风貌；本文认为应该“开拓创新”，让“旧”中有“新”。在媒体多元化的时代，文学的读者日见减少；文学中的诗，特别是今人写的诗，读者是小众中的小众。写旧诗也好，写新诗也好，能“娱人”固然是诗人的期盼，可能还是从“娱己”得到安慰；一般写诗的人，只能在小聚会中“相濡以沫”“抱团取暖”了。如果有诗人才大产丰，精品与鸿篇迭出，好评潮涌，加上宣扬得法，运气奇佳，则诗豪、诗杰的冠冕可戴，可领风骚于一时；否则诗人即使如何“自珍”，也只能慨叹“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旧体诗与新诗之“共存共荣”大抵如是。
朱天文家族作家能自觉传承转化中国抒情传统，其诸多抒情理念和表现手法都与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述相契合。朱氏作家强调《诗经》之“兴”对中国文学抒情的重要性，擅长通过民间节庆和日常欢愉的书写，展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他们渲染青春浪漫缱绻，也抒发政治情怀，而后者继承了《楚辞》“发愤以抒情”的传统。朱氏家族作家热爱自然、尊重天地，将自然法则和中国抒情传统作了逻辑联结，把人生情感演绎得隽永深长，创造了“天气预报”式语体，建构出人世风景“乌托邦”，展现出中国文明优越性和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朱天文家族作家的小说属于现代文学里“田园牧歌派”的谱系，有着突出的抒情风格和散文倾向，从而形成既古典又现代的样貌。
全球化语境下，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疏离催生了独特的错置书写范式。作家通过历史时空的错置策略重构东方意象，本质上是应对本土经验断裂的双重实践：既以考古学姿态挖掘现代性进程中碎裂的传统截面，又借性别政治与乡土叙事进行文化身份追认。然而，此类创作在跨文明对话的表象下，仍深陷东方主义认知窠臼——意象拼贴制造的“文化飞地”非但未能突破文明等级论的思维定式，反以历史错乱遮蔽其话语困境。当前学界以“语系”“反离散”等概念构建的理论辩护，因过度强调跨文明视野而陷入新危机：概念工具化导致文化实践主体性的消解，地域经验的在地性被抽象话语吞噬。本文主张超越“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建制争议，转向以语言为媒介的地域性研究路径，通过历时性（文学传统转化）与共时性（跨域文化互动）的辩证框架，解码文本中潜隐的空间政治与话语博弈机制。这种研究范式转向不仅重构华文文学特殊性认知图谱，更以“根茎式”生长模型为后殖民理论突围提供方法论启示，在认知暴力批判与解殖美学建构间开辟新理论战场。
由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开辟了一种具有实验色彩的文学史写作方式与言说途径，本文将借助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中的“世界文学空间”“文学时间”“古老性”“语言资本”等概念，释读“哈佛版”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书写脉络。“哈佛版”文学史将“文”的包罗万象拈出为纵向之经，且以“文”之“古老性”观照其“现代性”；横向之纬则被置于全球化的背景参照之下，赋予“在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以动态性阐释：在通往无数种“现代性”的未竟可能之间，“文学史”的“未完成”导向“变动”中的“永恒”。藉此，“现代中国”之“文”得以构筑出一个更为复杂多义的文学时空，成就了“哈佛版”文学史独特的书写气候。
美国汉学家陶忘机编译的《中国短篇小说集》是向西方展现中国新时期文学风貌的重要窗口，但尚未得到足够关注。在文本编选上，陶氏既文海撷英，甄选名家经典，亦钩沉遗珠，挖掘冷门佳作，其广阔的选本范围以及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并重的编纂原则展现了“历史与记忆”框架下新时期文学在西方的复数形态与别样言说。在翻译操作上，陶氏秉持着“高级园艺”式翻译诗学观，以不失原作之本真为旨归，同时兼顾西方读者的顺利接受，在译文中实现了异质性与可读性的共场。总体而言，《中国短篇小说集》让西方读者领略到新时期文学绝非社会学的附庸，新时期文学之“新声”可谓是藉由此书回荡于异邦。以其为镜鉴有助于我们省思中国当代文学何以通过“选集”的形式走出去。
黄哲伦独幕剧《寻找唐人街》通过情感表达解构族裔身份本质主义的戏剧策略值得探讨。剧中白人养子本杰明与华裔青年罗尼的身份认同辩论，揭示了族裔身份的操演性与流动性本质。唐人街作为物理空间与情感共同体的双重意象，既承载着主流文化的他者化想象，也成为个体寻根的情感依托。黄哲伦通过对话反讽与角色对照，批判美国社会的种族刻板印象，揭示族裔身份是主流话语规训的产物，而情感认同则在文化碰撞中呈现复杂的流动性。该剧作为《黄面孔》的创作前奏，为理解少数族裔在多元文化中的身份困境提供了戏剧化的理论隐喻，彰显了后现代语境下族裔政治的深刻思辨。
《唐人街上的女人们》描绘了美国两代华人移民在唐人街社区和华盛顿市区两种不同地理文化环境中的生存状态、情感纠葛及命运起伏。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米娅的故事，展现了唐人街社区的文化根脉与身份认同、华盛顿的现代性冲击与开放，以及米娅在两种文化夹击下的心灵成长与融合，探讨了移民在文化冲突中的危机与自我拯救等问题。
作为巴蜀五君子之一的当代诗人张枣，善于运用意象来构建诗歌的深层结构和情感空间。“镜”作为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元素，不仅是物理世界的直观反映，更承载了诗人对自我、他者与世界关系的深邃思考。然而，与目前学界对张枣诗歌中“镜”意象的古典性和传统性研究相比，其现代性层面的探讨显得相对不足。本文切入这一研究空白，从孤独“流亡”的现代情感表达、现代人的自我身份建构的困境，以及现代时空的重构三重维度展开论证，阐释了“镜”意象在张枣诗歌中折射出的多重意义及现代性内涵。在当代诗歌语境中挖掘“镜”意象的现代性表达，为丰富张枣“化欧化古”的诗学观念，推进传统意象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有效路径。
黄晓敏是蔚蓝海岸极为闪耀的新移民双语作家，她以富含历史和文化的蕴涵挖掘、具有绘画质感的语言表达、中法两种语言的驾轻就熟、客观冷静从容的平淡叙事、悬念迭起的开头经营等特点征服了千千万万中法两国的读者，并以散文、小说、翻译、评论、研究等多种形式成为中法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明清易代以来，中国华南向周边东亚、南洋海域的移民浪潮兴起，位于今越南南境的“河仙镇”即为广东雷州鄚氏家族所建的海外明香政权。二代领袖鄚天赐系中越混血土生华人，雅好诗文，广纳中越文士结社吟咏，政务之暇创制“河仙十景”诗题，作汉诗十首邀集广南与闽粤文人酬唱，后辑为《河仙十咏》。尤值瞩目者，鄚氏另撰越南语白话（喃文）长诗《河仙十景曲咏》三百余行，口传于民间，实为越南文学史上稀见的华人喃文遗珍。鄚氏“河仙十景”汉、喃诗歌文本既在体裁与艺术手法上反映中越古代文学审美传统异同，亦折射出作者身为华人政权领袖，在不同语域书写中选择性呈现的政治身份与情感取向之微妙差异，为探赜十八世纪中南半岛权力格局中鄚氏文学与政治理念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想的比堪文本。
本文借助对离散空间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思考，引入有关全球南方的立场，探讨离散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以及情感结构在马华作家黄锦树的创作中所起到的积极与能动的作用。并且，通过对黄锦树的两篇小说《阿拉的旨意》与《祝福》的讨论，揭示出黄锦树对于以马华文学为例的华语小文学境遇的隐形焦虑，以及作家在个体认同以及文学创作主体性上的双重压抑。
泰国作为重要留学来源国和华人聚集地，发挥泰国华裔在华留学生的作用，铸牢其文化认同感，是传播中国故事、提升华裔新生代祖籍国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泰国华裔在华留学生的身份认同、语言认同、习俗认同、文化认同、华文教育等五方面的祖籍国文化认同感问卷调研发现，他们虽然对中国的本籍意识较低，但对中国仍保持着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并对于在泰国开展华文教育表示支持。针对现状本文提出“同心、精心、齐心、暖心”四心齐力的泰国华裔在华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铸牢祖籍国文化认同感的路径，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实践参考。
<正>1919年11月8日，农历九月十六日(1)，生于河北省黄骅市北毕孟村（旧属沧县）。父亲张里鹏，母亲陈芹，哥哥张振亚，为家中幺女。1923年本年，全家随父亲仕宦河北邯郸。1925年本年，父亲卸任回家，家中遭土匪和直奉战争中败退之李景林溃兵劫掠、焚烧。1926年本年，举家迁居天津，父亲代理河北省政府驻天津办事处处长。入天津天主教贞淑小学，插入二年级。
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代表作家，张翎以跨文化视野和人文主义情怀，形成了成熟且独特的创作风格。当前，张翎研究已突破早期“零散化”的局限，呈现出“多维度”的学术图景。从单篇作品研究到整体综合研究，学者们借助形象学、叙事学、文化诗学等理论，围绕小说的主题嬗变、叙事创新及文化隐喻等方面展开多元化阐释，使研究逐渐从单一文本阐释转向跨学科对话。当前，研究者聚焦于女性、历史、文化三重维度，深入探索小说中女性书写的现代话语、历史叙事的史学批判以及跨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等前沿议题，构成了近年张翎研究的重要突破点。
<正>2024年12月28日，“聂华苓与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与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主办，并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世界华文文学与传媒研究中心”和武昌理工学院“聂华苓与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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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华文文学》(双月刊)创刊于1985年,由汕头大学主办,是我国内地首份专门发表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与评论的刊物。本刊原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刊,现为学术性刊物,主要刊登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本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17年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2019—2020)、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刊扩展期刊(2018年版)。